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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例，按照蔡昉团队的分析研究，农民工在不改变就业、不增加收入、不改变其他人口户籍特征的情况下，只要获得城市户口，他们的消费就能提高27%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户籍制度改革有望更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效率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。

前几年，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情况下，我们确实发展很快，从最初的300多亿到3000多亿总资产规模。面对内外部形势变化，从2017年底，中民投就开始“双降双提”（即降规模，提质量；降杠杆，提效率），实施战略转型，但外部环境急剧变化，转型的速度及自身应变能力远远跟不上变化的形势，造成了目前的被动局面。

会谈后，两人见证了包括“建立海空联络机制”在内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。外交部曾指出，中日双方在东海危机管控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有助于双方增进互信，管控分歧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。台湾《旺报》12日称，预期不久后，随着安倍访华，中日合作的层面和深度都将进一步扩大。

1870—1913年，全球贸易额实现翻番。两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重挫。二战后，各国通过缔结多边条约调整国际经济关系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三大支柱撑起全球自由贸易体系。各国政府因时而动，制定方便资本、技术、人员等跨境流动的政策，提高了全球市场一体化水平，经济活动深入交织、融合。

在易纲看来，目前货币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总体上都是稳定的，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。“观察政策是否稳定，是否是好政策，一是看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，看我们的融资情况怎么样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怎么样；二是看预期，就是大家怎么看待未来的事。就这两个方面考虑分析，我们都处于比较适度的区间。”易纲解释。

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信息技术革命成为第三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核心，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，催生了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态。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相互为邻的“地球村”了。尽管早期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与掠夺，带给人类的不都是“糖与蜜”，也有“血与火”，但从客观上看，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，比如，财富逐步增长，贸易与投资活跃，绝对贫困人口减少，预期寿命增加。1970—2017年，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，全球GDP总量从不足20万亿美元升至80万亿美元。同期，人均GDP从5185美元升至10634美元。全球贸易额在GDP中的占比由26.72%升至2017年的56.21%。直接投资净流出从130.4亿美元升至1.525万亿美元。1981—2013年，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已经由42.3%下降至10.9%。而据世界银行预计，全球85%的人口预期寿命可达60岁，是100年前的两倍。